陳嘉庚先生(1874年10月21日——1961年8月12日)是著名的愛國華僑領袖、企業(yè)家、教育家、慈善家、社會活動家,被毛澤東稱為“華僑旗幟,民族光輝”。陳嘉庚一生為辛亥革命、民族教育、抗日戰(zhàn)爭、解放戰(zhàn)爭、新中國的建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。心系桑梓,一腔愛國情懷;誠毅興學,矢志報國救民。陳嘉庚先生愛國興學的光輝事跡,激勵著無數(shù)后人為祖國的富強和民族的振興奮斗不已;以“忠公、誠毅、勤儉、創(chuàng)新”為核心的“嘉庚精神”,因圣潔而久遠,因博大而永恒。本文重點介紹陳嘉庚先生日常生活中表現(xiàn)出來的勤勞自強、簡樸自律、剛正不阿、守信重義、開拓創(chuàng)新等優(yōu)秀品質(zhì),以展現(xiàn)陳嘉庚先生的高尚情操和崇高風范,傳萬代而共仰。
一、克勤耐勞,自強不息
克勤耐勞,自強不息,展現(xiàn)了陳嘉庚先生作為勞動人民的本色。陳嘉庚出生在華僑家庭,經(jīng)濟并不寬裕。母親孫氏出身農(nóng)村,克勤克儉。童年的陳嘉庚,身架結(jié)實,手腳伶俐,秉性樸實憨厚,喜愛勞作,七八歲就成了母親的好幫手。春天插栽藤苗,秋季掘收番薯,夏日海地探物,冬天涂灘剝耗,勤勞的習性由此養(yǎng)成。陳嘉庚9歲進入私塾讀書,十分用功,記憶力又好,讀過的書都滾瓜爛熟。功課之外,陳嘉庚還熟讀了《三國演義》和一些通俗史書,并對天文、地理、醫(yī)藥、建筑和中國武術都極感興趣,讀了不少相關的書籍,還進行了一些相關的實踐。雖身居漁村,卻掌握了豐富的知識,鍛煉出強健的體魄。[1]
1890年,16周歲的陳嘉庚到新加坡幫助父親經(jīng)驗商行,他不論接手什么工作,都極端認真,勤做勤學,19歲開始擔任順安號經(jīng)理,掌管米業(yè)及全部財項,他“守職勤儉,終日仆仆于事業(yè)”,“掌業(yè)年余,增值財產(chǎn)數(shù)萬金”。1927年,陳嘉庚的企業(yè)達到高峰,分行有80家、工廠多達二三十家。隨著規(guī)模的擴大,一系列規(guī)章制度建立起來,凡是現(xiàn)金放賬、存貨等都制定表格定期匯報,每月總結(jié)一次,陳嘉庚對各地情況了如指掌,一問便知。他每天清晨到車間檢查和指示,八九點到總公司聽取匯報處理問題,對各分行常做重要指示。散工后,常立在辦公室外的小露臺上沉思。
成為了富翁,陳嘉庚仍舊保持著勤勞的本色,過著有規(guī)律的生活。據(jù)他的兒子陳國慶回憶,陳嘉庚每天早上5點30分起身,做甩手運動15分鐘,6點整洗溫水澡。6點30分吃早餐,6點45分坐車離家,7點整抵達制造廠,進入辦事處,他解下外衣及領帶,開始巡視工廠各生產(chǎn)部門。當時全廠男女工有6000 多人,產(chǎn)品千余種類。中午12點,召開討論會,由7位總巡每人報告各自部門的生產(chǎn)情況,并討論每周的生產(chǎn)計劃。每天開會約一小時。下午他到謙益總行處理其他業(yè)務。5點下班后,他每周有兩三天時間直接到怡和軒俱樂部吃晚餐,與朋友談生意,處理學校以及社會事務,夜間12點返家休息。[2]
太平洋戰(zhàn)爭爆發(fā)后,新加坡淪陷,陳嘉庚在爪哇島避難。避難期間,陳嘉庚生活也同樣極有規(guī)律,作息定時,早睡早起,醒后先在床上做柔軟操,起床后用熱水摩擦全身,然后散步一個鐘頭。避居東爪哇期間,陳嘉庚先生還寫了《南僑回憶錄》這本巨著,30余萬字僅花13個月就脫稿寫成。
二次世界大戰(zhàn)結(jié)束后,陳嘉庚返回新加坡,一直住在怡和軒內(nèi),但凡辦公或接見賓客,都在該處樓上進行,70多歲的老人,不時工作到深夜而不知疲倦。報社有要事相商,也常在那里請教他。陳嘉庚好學不倦,工作之余以讀書為消遣。他接掌怡和軒后,在三樓設立一間小圖書館,購置了《四庫備要》《萬有文庫》和《東方雜志》等書刊,供會員閱覽。他自己最喜歡讀《三國志》。[3]
1950年回國以后,為廈大和集美兩校擴建校舍,陳嘉庚從規(guī)劃、設計、備料到施工都親自過問,甚至連用什么料,怎樣雕刻的技術問題也不放過,精打細算、一絲不茍,群眾稱他為“超級總工程師”。年近八旬精神煥發(fā)的老人,每天戴著氈帽,拿著手杖,后而跟著建筑工程師、施工負責人、木匠、石匠等,步行數(shù)華里巡視、檢查、指揮。他每天要到集美學校的建筑工地或校園巡視,每次都持杖走上好幾里路。他還定期到廈大工地督促檢查,當時海提未筑,班輪不便,國務跑機關事務管理局要撥給他一艘小交通艇和一輛小臥車,他一直不要,照舊乘坐客輪。[4]從1951年到1954年,由他籌捐經(jīng)費、設計、監(jiān)督施工的廈大建筑面積共62600平方米,共31幢。[5]集美學校擴建了16萬平方米校舍,是解放前校舍總面積的3倍之多。
1956年,80多歲高齡的陳嘉庚提倡創(chuàng)辦廈門華僑博物院。他對廈門華僑博物館的修建投入了大量心血。建館期間,他每都從集美趕到工地巡視,對每項工作都一一加以指導,考慮得十分具體周到。他還時常寫信詳細交代應該注意的事項。1958年以后,在與癌癥做斗爭的過程中,陳嘉庚也是十分關心博物館的籌辦情況,即使外出治療,也經(jīng)常寫信詢問加以指導。1959年博物館籌辦就緒,準備開放,陳嘉庚到博物院檢查指導,討論決定博物院的經(jīng)濟管理及文物收集陳列等有關事宜。1959年5月,華僑博物院舉行開幕典禮,陳先生已經(jīng)86歲,右眼已失明,他親自主持剪彩并舉行座談會。會上,他講了創(chuàng)辦博物院和籌建的過程、意義。會后,他親自帶領來賓參觀介紹,從1樓走到4樓沒有歇過腳,神采奕奕。[6]
陳嘉庚認為,勤是許多商人取得巨大成功的三大條件之一。“無事要找事做,不要等事做”“智識生于勤奮,昏愚出于懶惰”。陳嘉庚以勤律己,他的內(nèi)衣、襪子、手帕,一直是自己洗。到了晚年還是經(jīng)常自己洗。即使患了不治之疾,生活上的許多事仍然堅持自理。他對疾病等閑視之,病情稍得控制,就繼續(xù)積極參加各種社會活動。[7]他主張建設百艘“一兩萬噸的船舶可以靠岸”的大海港;他組織挖掘溝渠,建設“中華人民共和國集美太古海潮發(fā)電站”;他力倡移山填海,十里長堤跨碧海,萬年艱險變通途,“山海大動脈”鷹廈鐵路終于鳴笛通暢。暮年的陳嘉庚克勤耐勞,自強不息,到了 “舍我”“無我” “忘我”之境界。
二、簡樸自律,公而忘私
陳嘉庚簡樸自律,公而忘私的品行更是為世人稱道。年少之時,他就“守職勤儉,未嘗枉費一文錢”。他從不大吃大喝,更不抽煙喝酒,粗茶淡飯伴隨一生,始終保持儉樸廉潔的生活作風。
1919年,陳嘉庚在南洋生意還在發(fā)展中,只有400余萬資產(chǎn)。當他回國倡辦廈門大學期間,發(fā)現(xiàn)少數(shù)集美師生常常到廈門市去消費,就在秋季開學式上演講時進行教育批評。他說:“中國今貧困極矣,吾既為中國人,則種種舉動應以節(jié)儉為本。”并現(xiàn)身說法說:“鄙人在新加坡時,地處繁華,每月除正當費用外,(另費)不及二元。” 1923年,陳嘉庚先生天命之年,葉淵校長發(fā)動集美學校師生捐款,建造一座“介眉亭”為陳嘉庚祝壽。陳嘉庚先生“聞之殊深詫異”,先后發(fā)出兩封信函,表示反對并進行了嚴肅批評。
作為名滿東南亞的華僑大實業(yè)家,陳嘉庚在新加坡的家庭布置卻相當簡樸。他的住家是一座普通的平房。陳設極為樸素,全部家具與平常人家所用無異,一點豪華的東西也看不到。家里雖然有兩部小汽車,兒子陳厥祥每天到城里上學,他卻從不同意用小汽車接送,而是讓他自己去擠公共汽車。[8]
據(jù)兒子陳國慶回憶說,陳嘉庚平日身上的現(xiàn)款不超過五元。他從來不在外頭亂花一分錢,連怡和軒附近的菜館和咖啡店,他都未曾光顧過。他比較年輕的時候,有幾年晚飯后偶然會帶妻兒海邊游玩,回家的路上順便吃一杯冰激凌,這算是在外頭最奢侈的花費了。他一生只看過一部電影,是在新加坡首都戲院看的,那是一部為籌賑會義演的片子。他一生只帶妻兒到新世界看過一次拳擊比賽。[9]
1940年3月,陳嘉庚率領南僑總會組織的“南洋各屬華僑回國慰勞團”,回祖國慰勞視察。陳嘉庚在重慶停留40多天,重慶國民政府為了招待他們,花費來5萬銀元新布置三座平屋,還準備了8萬銀元的招待費。陳嘉庚先生認為如此執(zhí)行很不適宜,第二天他就在各日報刊登《啟示》:“愿實踐新生活節(jié)約條件,在抗戰(zhàn)艱難困苦時期,當極力節(jié)省無謂應酬。”發(fā)出了“罷宴”聲明。
新中國成立之初,陳嘉庚先生進行了兩次全國性的考察。考察東北時,一位工作人員特別為接待他準備了香煙,他勃然大怒,拂袖而去。考察之后,陳嘉庚先生在全國政協(xié)會議提了七項提案,其中一項就是禁止給干部配給香煙。
1950年5月,陳嘉庚先生從新加坡回國,帶回來的兩只舊皮箱,一只皮箱的把手皮帶斷了,他就結(jié)上麻繩代替,另一只皮箱的蓋皮裂了,他依然繼續(xù)使用。1955年10月,陳嘉庚先生視察到新疆,添置了一床黑貂皮被子和衣服,隨行人員代買一只皮箱裝用。過后,當他得知買這只箱花款50元后,內(nèi)疚說不該浪費,買這么貴的好皮箱。陳嘉庚先生有一條蚊帳是抗戰(zhàn)勝利時使用的,先后用了十多年,一補再補,補了幾個大補丁;一件黑色棉背心,抗戰(zhàn)期間就穿,回國后棉絮已處處露了出來,還舍不得丟掉。[10]
1951年3月,華東軍政委員會的主任陳毅,在福建省政府葉飛副主席和廈門市政府梁靈光市長的陪同下,由廈門到集美訪候陳嘉庚。當時,炊事員買了一斤糖果上樓招待領導。陳毅一行由陳嘉庚招待便餐后,離開集美分赴省、市。陳嘉庚隨即諄諄教導炊事員說:“首長最多給嘗嘗一兩顆糖果,不像小孩子好糖一個接一個吃個不停,買二角錢就足夠了。”這個節(jié)約美談,后來傳頌于國內(nèi)外。
解放后,陳嘉庚先生回國定居福建同安集美,當時他已是77歲高齡。他在集美本來有一座私人住宅,但抗日戰(zhàn)爭期間被敵機炸毀。抗戰(zhàn)勝利后,他把大批匯款從南洋寄回集美,并不考慮修復私宅,而是致力于修復集美學校校舍。回國后,有好幾年他都是住在集美學校董事會辦事處樓上的舊房子里。1955年故居修復以后,陳嘉庚先生又把它借給集美鎮(zhèn)委會使用,自己仍然住在舊房里。直至1958年,陳嘉庚先生生病,需要一個安靜舒適的環(huán)境, 他才搬進故居。故居陳設簡單,小客廳僅擺設了一張古式長形桌和幾張靠背椅。在他辦公、看書和休息的地方,也只陳設著辦公桌、一張?zhí)僖魏鸵桓辈慌涮住⒏叩筒灰坏纳嘲l(fā)及幾張木椅,全是舊家具。臥室設備也很簡單:一張老式三堵木床,床上掛著用了多年、打了許多補釘?shù)奈脦ぃ策呉患静鑾祝厦娣胖鵁崴俊T臺,還有兩個木制玻璃書櫥,這些全是從學校委員會借來使用的。
陳嘉庚先生的女婿李光前在故鄉(xiāng)南安梅山擴建學校,請他主持,他常常要到梅山村去。有一天上午,陳嘉庚與隨行人員從集美乘坐汽車前往梅山,車上帶著兩個大保溫瓶:一個裝著在集美煮好的海蠣粥,另一個則裝著油條。汽車駛抵梅山村外時,陳嘉庚先生通知司機停車,隨員攜著那大保溫瓶,同他走到公路邊的巨石上,吃完海蠣粥,才步行進村。主人見陳嘉庚先生光臨了,熱情歡迎,馬上要備餐請客,陳嘉庚先生說:“不用麻煩,我們已經(jīng)吃飽午餐了。”據(jù)說,陳嘉庚先生外出時,這樣的午餐并不止一二次。[11]
1955年,陳嘉庚先生的長女從南洋托人捎給他一把絲質(zhì)雨傘,1957年傘布破了,他先后叫侄媳補了三四次。1958年傘布已爛得不能再補了,他再叫侄媳用新布換一換。侄媳換好送給他,說:“換的不像樣!”陳嘉庚先生接過傘,看了看說:“不像樣沒關系,能用就行了。”[12]
1957年7月間,全國僑聯(lián)為表示關心,特運去兩張皮沙發(fā)交給華僑博物院轉(zhuǎn)給陳嘉庚。一天他從集美來到華僑博物院,看了沙發(fā)后說:“我不必用這樣的沙發(fā)”,還問運費是多少,當聽說是172元的時候,他很不滿意,說太浪費了。這兩張皮沙發(fā),一直擱在華僑博物院的接待室里面。陳嘉庚先生時任全國政協(xié)副主席,已達84歲高齡,用這樣的沙發(fā)是合情合理的,但他就是不肯用。他平時用的那兩張舊沙發(fā),大小高低不一,都是解放前集美學校留下來的,沙發(fā)旁還放著一塊拋光的小木板,他時常把它擱在沙發(fā)扶手上當寫字臺用。[13]
陳嘉庚先生回國參與國事活動,人民政府給他的工資是三級,每月可領390元,加上地區(qū)補貼共計539.8元。當時,陳嘉庚先生擴建集美學村是急需用錢的,他規(guī)定自己的伙食費每月15元,叫炊事員掌握不得超過,把節(jié)省下來的每一分錢,都作為建校費用。他安排早餐一杯牛奶、兩個雞蛋,午餐、晚餐地瓜稀飯,下飯的菜一般是青菜、豆類、小魚小蝦等。他不大吃雞鴨魚肉,不抽煙,也不喝酒。有一回,炊事員考慮他年高體弱,又終日操勞,需要補養(yǎng),不經(jīng)請示就替他買了一只雞做菜,陳嘉庚先生知道后嚴肅地批評炊事員自作主張。[14]他接訪各級首長和海外賓客時,從來不擺宴席大吃大喝,而是以家鄉(xiāng)的土特產(chǎn)烹調(diào)菜肴來招待。
陳嘉庚為了反對鋪張浪費,不喜歡人家給他祝壽。據(jù)他的一個親戚說,陳嘉庚在新加坡的時候,有一次他的家屬偷偷在家里給他祝壽,原來他晚年長期住在怡和軒,很少回家,沒想到那天竟然偶爾回家一趟,家里人非常緊張,在他入門之前,趕快把祝壽的東西統(tǒng)統(tǒng)收起來,等到他離開時才又陳列出來。在國內(nèi),雖然已經(jīng)達到80以上的高齡,仍然不要人家給他祝壽,同他比較接近的人知道他的個性,也不便勉強他,只有幾次在他的誕辰那一天,相約到他的寓所,叫廚師多準備幾樣菜肴和一大碗面條,吃面條的時候大家舉杯祝他健康,把那碗面條當做壽面,但是怕他不高興,依然不提起祝壽的事,只是心照不宣。他看見這樣,還不算浪費,也就展顏一笑,向大家表示謝意。
陳嘉庚自奉甚儉,對子女同樣嚴格要求。1958年,他的一個孩子從新加坡回來探望他,由于他突然生病住院,孩子隨侍左右,誤了歸期。事后,為了趕回新加坡,擬用小臥車直赴廣州,他老人家不同意,要他孩子乘火車到鷹潭再轉(zhuǎn)赴廣州。他的一個孫兒回國探望,留在他身邊上學,他規(guī)定在學習期間每月補貼學用費30元,直至停學為止。其他子孫如要來,也照此辦理。[15]他主持興建集美校舍時,侄子到工地做事,他沒有安排侄子當工頭,而是讓他從搬運工干起,考驗一段時間后才讓他當記工員、管理員。集美的孩子上學可以根據(jù)家庭情況申請助學金,但陳家的孩子除外。陳嘉庚從自己的工資中拿出250元,支持陳家的孩子上學。陳嘉庚共有九子八女,他雖家財萬貫,但一生服務社會,并未將財產(chǎn)留給子女。他寫過三次遺囑,始終堅持將存款全部捐給集美學校。他不提倡將家產(chǎn)留給子女,希望子女自力更生、自己奮斗。
陳嘉庚生活簡樸的同時,卻將大量財富回饋給社會。他一生創(chuàng)辦及資助的學校多達118所。陳嘉庚一生辦學支出的經(jīng)費, 以1980年國際匯市比率計算,相當于1億多美元。如果加上他創(chuàng)辦的集友銀行的紅利和經(jīng)他籌募的辦學經(jīng)費,則數(shù)字更加驚人。“該用的錢,千萬百萬都得用,不該用的,一分錢也不能浪費”,這是他一生用錢的原則。
三、剛正不阿,嚴辨忠奸
陳嘉庚剛正不阿、嚴辨忠奸、明辨是非、嫉惡好善的品格,更是世所難見,為人欽仰。陳嘉庚的侄子,原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會長陳共存認為,陳嘉庚是個具有獨特個性的人物,他一切出發(fā)點以是否合理,是否合義,是否合大眾要求為準衡。這是他為人的準則,也是他衡量世人的標準。按照這標準,上自國家元首,下至黎民百姓,凡是合者,他都支持;凡是不合者,他都反對;不管地位多高,權勢多大;也不管親情多深,私誼多厚;一律同等對待。[16]陳嘉庚剛正不阿、嚴辨忠奸、嫉惡好善的個性,從他對汪精衛(wèi)、蔣介石等人的態(tài)度轉(zhuǎn)變上充分展現(xiàn)了出來。
陳嘉庚辛亥革命前和汪精衛(wèi)認識于新加坡,兩人關系一度十分要好。在廈門大學成立之際,那時的汪精衛(wèi),還是一個堅定的革命者,陳嘉庚多次邀請汪精衛(wèi)擔任名譽校長。1938年,廣州和武漢相繼淪陷,擔任國民黨副總裁的汪精衛(wèi)首先發(fā)表談話,主張對日談和。陳嘉庚先生致電向汪精衛(wèi)核實,經(jīng)過來往五電,陳嘉庚看出對汪精衛(wèi)無挽回希望,極不客氣地復擬一電,斥責他為“秦檜賣國求榮”。他還利用國民參議員的名義,發(fā)電報向著重慶開會的國民參議會提出一個議案,“敵未出國前,言和即漢奸”。這一義正言辭的提案,得到了愛國人民的熱烈支持,在參政會通過,人心大為振奮。[17]
陳嘉庚剛正不阿的個性,還充分表現(xiàn)在他對蔣介石態(tài)度的轉(zhuǎn)變上。從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到1940年這段時間,陳嘉庚認為南京國民政府是中國正統(tǒng)的中央政府,聲稱自己矢志要終生為之效力。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時,他親自寫了一張“用戶南京政府為首要目的”的標語懸掛于南洋商報辦公處,并把其作為《南洋商報》一條守則。他多次在不同場合上稱:“中國國民政府乃中國國內(nèi)外四萬萬七千萬同胞共同信賴之唯一政府,國民政府之主張,即中國全國國民之主張。”作為一個堅定的“挺蔣派”,他甚至在1936年蔣介石50誕辰上,捐了130多萬元國幣給蔣祝壽。當時陳嘉庚捐的130多萬元國幣可購買10架飛機!
1940年3月,陳嘉庚以南僑總會主席的身份回國率領“南洋華僑回國慰勞視察團”回國考察和慰問,蔣介石指派有關黨政軍大員對陳嘉庚進行吹捧和拉攏。有一次,兩人在重慶一同從防空洞出來,要走上一段斜坡路,蔣介石看見陳嘉庚沒有攜帶手杖,就把自己的手杖遞給陳嘉庚,蔣介石自己空手而走。盡管蔣介石這樣對待他,可陳嘉庚對國民黨貪污腐化的行徑大失所望。他排除萬難,去延安考察。在延安視察和會見毛主席,他看到了光明,找到了真理,發(fā)現(xiàn)了中華民族復興的道路,堅定了抗戰(zhàn)必勝的信念。離開延安后,他到處頌揚他親眼看到的延安各種光明景象。蔣介石集團對他進行威脅。陳嘉庚不顧一切,憑著良心講真話。回到新加坡見到五子陳國慶時斷言“共產(chǎn)黨必勝,國民黨必敗”。
1946年國共內(nèi)戰(zhàn)爆發(fā)后,陳嘉庚反對美國援助蔣介石,以南僑總會主席名義致電美國總統(tǒng)和國會表示抗議,并且抵制蔣介石召開的國民大會,指出蔣介石“一夫獨裁,遂不惜媚外賣國以鞏固地位,消滅異己,較之石敬瑭、秦檜、吳三桂、汪精衛(wèi)諸賊,有過而無不及。”
嘉庚先生“能愛人,能惡人”,大義所在,力爭到底,不屈不撓。
1949年夏,陳嘉庚應邀出席全國政治協(xié)商會議,途經(jīng)香港,各界人士開大會歡迎,會后,廈門大學和集美學校的在港校友集體拜訪校主、請他合影留念。有一個曾在福建省政府任職的陳延進,陳嘉庚在《南僑回憶錄》里說他是“喪心昧良,諂媚走狗”,替反動政府做了許多壞事,瞞騙華僑想偷偷擠進人群參與拍照。陳嘉庚一見他就很不高興,走進屋里。校友們知道了就叫陳某離開,再請陳嘉庚出來,他看到閩奸陳延進不在場,就高興地跟大家合影。這件事充分說明了他善惡分明,恥與小人為伍。[18]
對于共產(chǎn)黨,陳嘉庚也是以真誠相見,知無不言、言無不盡。他是個求實而耿直的老人,對于黨在“左”的思想指導下所干的一些蠢事,他看出明顯不對的,就直言不諱。1957年7月2日,陳嘉庚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作了《辦教育與反對官僚主義》的發(fā)言。他對鷹廈鐵路推延了幾年才建設這件事提出批評,說他通過會議和寫信給毛主席,呼吁了好幾年,“不敵黨友一時片言。上方雖有命令下屬偏不奉行。”他對教育部1953年撤銷廈門大學工學院、集美福建航專學校及集美航海水產(chǎn)商科學校停止招生的決定表示不滿,認為政府不應該將原先優(yōu)待學生免費就讀的中、高等技術學校撤停,所在地的學生和貧苦僑生,“只有失學流浪而已”。他還指出,人民政府成立后雖力圖革除官僚主義,三令五申,無年不有,可是效果甚微,甚至變本加厲。官僚主義病源在于怠慢成性,卻又不知其為弊。治本辦法,須從整肅正規(guī)學校教育做起。[19]
“大躍進”時,有人從天津到北京向陳嘉庚講述天津一畝地產(chǎn)十四萬斤稻谷的“奇跡”,他一聽就生氣地說:“那是假話,我不愛聽!”“大煉鋼鐵”時,他聽到家鄉(xiāng)群眾反映,有人把老鄉(xiāng)使用的鐵床、鐵鍋破壞,拿去“煉鐵”,他立即交代秘書去調(diào)查情況,然后立即向中央寫信反映自己的意見。陳嘉庚對黨真正做到了肝膽相照。[20]
陳嘉庚對自己身邊的工作人員,既關心愛護,又嚴格要求,他常常教誨身邊的人,做人最要緊的是誠實與正義,要明是非,要替社會做事。再多的錢可以花光,但誠實、正義卻永遠受人尊敬。“人生自古誰無死”,但要留給后人以好的回憶。有的人,傷天害理的事敢做,烏龜害人(閩南俗語)的錢敢賺,這樣的富翁要受人睡罵,不及二三代,就要破產(chǎn),聲銷跡滅,甚或遺臭萬年。[21]
四、誠實守信,一諾千金
陳嘉庚的一生,突出地表現(xiàn)了誠實守信、一諾千金的品格。陳嘉庚曾說:“無論個人、社會、國家、事業(yè)的發(fā)展,全賴‘忠誠信義’四字。”他還說:“我自己所能者僅為誠、信、公、忠四字。”陳嘉庚的一生是踐履誠信美德的典范。他以誠立身,以信交友;重然諾,守信用;言必信,行必果。在經(jīng)商、辦學、社會活動各方面,出處表現(xiàn)了誠實守信的品格。[22]
陳嘉庚守信用,重然諾,說到做到,對于做不到或不愿做的事就干脆拒絕,絕不拖泥帶水,更不隨便答應。在辛亥革命期間,孫中山先生路過新加坡,請陳嘉庚給他籌款,陳嘉庚一答應給他籌5萬元,不久就如數(shù)匯去。
陳嘉庚“替父還債”的舉動,更是在華僑社會傳為美談。1903 年,陳嘉庚父親的企業(yè)因經(jīng)營不善破產(chǎn),負下債款 20 余萬元。債主們天天上門討債,陳嘉庚變賣了所有家產(chǎn)還債,最后還是欠下了印度債主哈利20萬元巨款無法償還。按當時新加坡的法律和習慣,父親死亡或破產(chǎn),兒子不必承擔債務。但陳嘉庚他卻覺得作為一個中國人最重要的就是“誠信”二字,他召集債權人宣布: “立志不計久暫,力能作到者,決代還清,以免遺憾也。”到 1906 年冬,陳嘉庚的經(jīng)濟狀況有了較大好轉(zhuǎn),他毅然找到各位債主,鄭重提出愿代還父債。到 1907年冬,他與債主達成協(xié)議,最終以折還 9 萬元了結(jié)債務。當時全部家當只有十幾萬元的陳嘉庚,一下子拿出 9 萬元代還父債,成為當時華僑社會的一大新聞。當哈利拿到陳嘉庚歸還的這筆巨款時,簡直不敢相信天下竟有這么講誠信的人。當時也有人說陳嘉庚實在是太傻了,他卻說:“中國人要取信于世界,決不能把臉丟在外國人面前。我們中國人一向講究言必信,行必果。”
年輕時期,陳嘉庚在雇人干活時,總會給每個工人發(fā)放一塊銅牌,并且向他們保證,不管將來遇到什么困難,只要拿著這塊銅牌來,他將傾盡全力給予幫助。1921年,14歲的郭金榮迫于生計,來到建設中的廈門大學打工,后來因為有一定的文化程度,被陳嘉庚先生提拔做了一個小文書。廈門大學竣工之后,陳嘉庚先生給每個參與建造的工人都發(fā)了一個小銅牌,并告訴他們,若是日后有困難,可以憑這塊銅牌來向他尋求幫助。轉(zhuǎn)眼三四年過去,郭金榮先生驚聞父親于印尼逝世,便坐船趕去料理喪事。誰知船停在馬來西亞便不再前行,無力購買船票的郭金榮在走投無路之時,想起了陳嘉庚先生贈與的銅牌和承諾,找到陳嘉庚懇求幫助。陳嘉庚先生看見銅牌,立即購買了從馬來西亞啟程的船票,送郭金榮先生到了印尼。
1929年爆發(fā)了全球性的經(jīng)濟危機,陳嘉庚的很多企業(yè)都倒閉了,很多人都勸他要把資金用在挽救企業(yè)上,放棄對廈門大學的投入。陳嘉庚卻說:“寧可變賣大廈,我也要支持廈大。”陳嘉庚把自己的三座不動產(chǎn)大廈變賣了,所得的全部資金都用來維持廈大的辦學經(jīng)費。人們紛紛用“一諾千金”來稱贊陳嘉庚。
1956年10月,星馬工商貿(mào)易考察團里的一些鄉(xiāng)親回到集美,陳嘉庚請他們第二天早上到家里一起吃地瓜稀飯,并叮囑身邊的總務葉祖彬多做一些飯。結(jié)果葉祖彬忘了通知,讓客人們餓了肚子。盡管事情不大,陳嘉庚卻認為葉祖彬在這件事上對他失了信,同時也讓他失信于客人,他要求葉祖彬?qū)懗鰴z討,并給予停薪一個月的處罰。這體現(xiàn)出他獎罰分明的性格。
1958年,集美各校要籌辦農(nóng)場,但校區(qū)土地有限,學校有人建議把幾年前贈給農(nóng)業(yè)廳的天馬農(nóng)場的大片土地收回一部分。張其華認為有道理,便請示陳嘉庚先生,結(jié)果受到陳嘉庚的嚴厲批評。他說已經(jīng)贈送給別人的東西又要討回,出爾反爾,是不誠實之舉,并責怪張其華沒有當場批評學校的這種錯誤主張,還要照搬來提什么建議。
五、開拓創(chuàng)新,為天下先
開拓創(chuàng)新、為天下先,也是陳嘉庚優(yōu)秀品質(zhì)的重要特征。陳嘉庚的開拓精神,體現(xiàn)在他創(chuàng)辦企業(yè),興辦教育,參加政治活動以及為社會主義建設做貢獻的各個領域之中。
陳嘉庚17歲離開故鄉(xiāng),遠赴南洋經(jīng)商,經(jīng)過艱苦創(chuàng)業(yè),從一個漁村少年成長為東南亞華僑工商巨子,赤手空拳創(chuàng)立一個龐大的商業(yè)帝國。在長達40多年的創(chuàng)業(yè)經(jīng)商生涯里,陳嘉庚敢于標時代之新、立社會之異,他抓住了四個商機:第一個是菠蘿罐頭,第二個是大米的批發(fā)零售,第三個是航運,第四個是橡膠。四個領域里面,陳嘉庚都有很多創(chuàng)新。
陳嘉庚做菠蘿的時候,他切的菠蘿有別于容易切的條狀普通莊,他是切成有一定特色和難度的樣子,稱為“雜莊”。另外,很多人做菠蘿罐頭的口味都是比較大眾化的,而他開發(fā)了一些特殊口味的菠蘿罐頭。雜莊和特殊口味的菠蘿罐頭,市場量雖然不大,但是毛利率很高。
1914年,第一次世界大戰(zhàn)爆發(fā),維系東西方貿(mào)易的貨運航船數(shù)量驟減,東南亞地區(qū)經(jīng)濟形勢一片蕭條。陳嘉庚迅速轉(zhuǎn)換思路,租下4艘輪船解決熟米外運的燃眉之急。當他從航運業(yè)盈利近20萬元(叻幣,下同)之后,便以超凡的魄力與智慧,先后購入總價值為70萬元的輪船“東豐號”“謙泰號”,兼營貨運、客運,獲利豐厚。陳嘉庚還根據(jù)市場需求重新制定產(chǎn)品規(guī)劃,他發(fā)現(xiàn)戰(zhàn)爭中黃梨罐頭行情大不如前,而鋼鐵、橡膠市場走俏,于是果斷將用于生產(chǎn)罐頭容器的白鐵片變賣清空,把黃梨廠改為樹膠廠,大量生產(chǎn)膠布,并不再經(jīng)歐商代理,突破性地將產(chǎn)品直接售往美國市場。歐戰(zhàn)成為陳嘉庚事業(yè)騰飛的重要契機,1915年至1918年,陳嘉庚憑借在樹膠加工業(yè)、熟米業(yè)、航運業(yè)上的表現(xiàn)出色,共獲利約450萬元,使公司規(guī)模、業(yè)務領域不斷擴大,實現(xiàn)了化危為機,在變局中打開了新局。
陳嘉庚做橡膠,他的創(chuàng)新就更多了,有很多發(fā)明專利,這些專利使陳嘉庚公司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獲得一席之地,也成為近代民族品牌與西方品牌競爭的重要成果,陳嘉庚也因此成為名震海內(nèi)外的“橡膠大王”。1925年,陳嘉庚公司的橡膠制品種類,由原先單一的膠片擴展至輪胎、膠帽、膠鞋、膠質(zhì)玩具、雨衣、網(wǎng)球、膠傘、膠毯、醫(yī)療器械等。在延長產(chǎn)業(yè)鏈的同時,陳嘉庚在各地廣設分銷處,實現(xiàn)了產(chǎn)銷一體化。他是華僑中第一個把生產(chǎn)、制造、運銷、外貿(mào)結(jié)成一體的大企業(yè)家,實行農(nóng)工商一條龍的帶頭人。
陳嘉庚重視產(chǎn)品研發(fā)與創(chuàng)新,他在公司設有專門的實驗室,并注重根據(jù)中國人的需求、審美和消費習慣,對歐美產(chǎn)品進行改進,逐漸形成了融貫中西、獨具特色的品牌發(fā)展道路。陳嘉庚公司的主要產(chǎn)品膠鞋,即是針對洋式鞋鞋底不耐磨的情況而改良的,橡膠鞋底不但可保護腳踵,還可作為被磨損鞋底的補墊,避免了“底弊面存”的情況,為國民節(jié)省了花費。在城市化較早的上海,沿街電線縱橫密布,雨天容易引發(fā)漏電危險,公司推出具有避電除濕功能的網(wǎng)球鞋,以保障民眾出行安全。1929年,陳嘉庚公司推出歷時3年研制而成的套鞋,從此,人們在雨天也可穿上本國自產(chǎn)的橡膠雨鞋。
1924年至1932年,陳嘉庚所經(jīng)營的塗橋頭熟品廠以陳嘉庚名義申請了4項專利發(fā)明項目,包括輪胎膠底、膠帶木屐以及可折疊、氣壓成形的防水性膠制餅干盛器等,這些專利使陳嘉庚公司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獲得一席之地,也成為近代民族品牌與西方世界爭奪利權的重要成果。
陳嘉庚開拓創(chuàng)新,還體現(xiàn)在商業(yè)戰(zhàn)略上的高瞻遠矚。1947年,他投資創(chuàng)辦了集友銀行,每年用股息和分紅“反哺”集美各個學校。這樣,集美學校就擁有了恒定的、可靠的現(xiàn)金來源。先生雖然不在了,但他為后輩學子的深謀遠慮,還在一年一年地讓集美學子們受益無窮。
陳嘉庚在興辦教育事業(yè)上,也進行了大量的開拓創(chuàng)新工作。陳嘉庚提倡女子教育,突破封建禁錮,開風氣之先;他強調(diào)優(yōu)待貧寒子弟,獎勵師范生;在20世紀20年代,他就提倡學生要德育智育體育全面發(fā)展;他主張“沒有好教師就沒有好學校”,確立教師在學校的主導地位;為了振興實業(yè),他培養(yǎng)生產(chǎn)技術人才,倡辦職業(yè)技術教育;他希望普及教育,訂下同安“十年普及教育計劃”,設立同安教育會和教育推廣部。陳嘉庚以開拓者的姿態(tài)和革新者的精神,為教育事業(yè)奮斗一生。[23]
在改造社會方面,陳嘉庚提倡移風易俗,反對封建陋習,提出了一系列社會改革的主張,為推動社會文明進步作出了重要貢獻。避難爪哇期間,陳嘉庚寫了《住屋與衛(wèi)生》,并于1945年和1948年兩次印刷,寄贈國內(nèi)各省市,希望國內(nèi)民眾“知疾病健康以及壽命長短,與住屋衛(wèi)生有密切之關系。共同注意,致力改善”。1948年,他寫了《民俗非論集》一文,認為改革落后的風俗習慣是“事關祖國興替的大事”,不可等閑視之。他尖銳批評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種種惡習陋俗,主張改革陋俗,樹立良好社會風氣。[24]
1990年3月,國際小行星中心和小行星命名委員會把編號為2963的小行星命名為“陳嘉庚星”。這顆以陳嘉庚名字命名的星星,在我們頭頂?shù)纳n穹,閃爍著永恒的光輝,指引著我們傳承偉大的“嘉庚精神”,砥礪前行、永不止步。
1992年8月,世界著名華人科學家、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、丁肇中、李遠哲和田長霖、王賡武五人發(fā)起,陳嘉庚國際學會在香港宣告成立。學會在《成立宣言》中指出:[25]
陳嘉庚先生為人類文明進步所作出的卓越貢獻是難以衡量的。
他的道德勇氣與高尚情操,贏得了海內(nèi)外各民族的廣泛贊頌。
陳嘉庚先生一生不為自我求安樂,但愿造福人群,先生高貴品德,舉世崇仰。
陳“嘉庚精神”已跨越了國界,超脫了政治范疇,成為人類文明的寶貴財富。
[1] 陳共存口授,洪永宏編撰:《陳嘉庚新傳》,八方文化企業(yè)公司,2003年,第6頁。
[2] 陳國慶:《我的父親陳嘉庚》,全國政協(xié)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:《回憶陳嘉庚》,文史出版社2013年,第45-46頁。
[3] 陳國慶:《我的父親陳嘉庚》,全國政協(xié)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:《回憶陳嘉庚》,文史出版社2013年,第47頁。
[4] 張其華:《在陳嘉庚身邊十年》,《回憶陳嘉庚》,文史出版社2013年,第180頁。
[5] 張楚琨:《陳嘉庚光輝的一生》,全國政協(xié)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:《回憶陳嘉庚》,文史出版社2013年,第18-19頁。
[6] 陳永定:《陳嘉庚與華僑博物院》,全國政協(xié)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:《回憶陳嘉庚》,文史出版社2013年,第253頁。。
[7] 張其華:《在陳嘉庚身邊十年》,《回憶陳嘉庚》,文史出版社2013年,第180頁。
[8] 張國基:《相識四十年的懷念》,全國政協(xié)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:《回憶陳嘉庚》,文史出版社2013年,第30頁。
[9] 陳國慶:《我的父親陳嘉庚》,全國政協(xié)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:《回憶陳嘉庚》,文史出版社2013年,第46-47頁。
[10] 陳少斌:《陳嘉庚二三事》,全國政協(xié)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:《回憶陳嘉庚》,文史出版社2013年,第266頁。
[11] 陳少斌:《陳嘉庚二三事》,全國政協(xié)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:《回憶陳嘉庚》,文史出版社2013年,第267頁。
[12] 陳少斌:《陳嘉庚二三事》,全國政協(xié)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:《回憶陳嘉庚》,文史出版社2013年,第266-267頁。
[13] 陳永定:《陳嘉庚先生二三事》,
[14] 陳少斌:《陳嘉庚二三事》,全國政協(xié)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:《回憶陳嘉庚》,文史出版社2013年,第266頁。
[15] 張其華:《在陳嘉庚身邊十年》,全國政協(xié)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:《回憶陳嘉庚》,文史出版社2013年,第180頁。
[16] 陳共存:《去掉政治色彩的陳嘉庚》,陳共存:去掉政治色彩的陳嘉庚(圖)_新聞中心_新浪網(wǎng) (sina.com.cn)。
[17] 陳嘉庚:《南僑回憶錄》,
[18] 林誠致:《我與校主接觸的幾次回憶》,全國政協(xié)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:《回憶陳嘉庚》,文史出版社2013年,第168-169頁。
[19] 陳毅明:《論陳嘉庚興學的歷史功績》,張煥萍主編:《陳嘉庚紀念文集》,華僑出版社2021年,第370頁。
[20] 林一心:《高風亮節(jié)留人間——深切懷念陳嘉庚先生》,全國政協(xié)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:《回憶陳嘉庚》,文史出版社2013年,第39頁。
[21] 張其華:《在陳嘉庚身邊十年》,全國政協(xié)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:《回憶陳嘉庚》,文史出版社2013年,第178頁。
[22] 張培春:《陳“嘉庚精神”的內(nèi)涵、表現(xiàn)及其時代價值》,張煥萍主編:《陳嘉庚紀念文集》,華僑出版社2021年,第288-289頁。
[23] 張楚琨:《陳嘉庚光輝的一生》,《張楚琨詩文選》,華僑出版社1994年,第47-48頁。
[24] 張培春:《陳“嘉庚精神”的內(nèi)涵、表現(xiàn)及其時代價值》,張煥萍主編:《陳嘉庚紀念文集》,華僑出版社2021年,第269頁。
[25] 陳共存口授,洪永宏編撰:《陳嘉庚新傳》,八方文化企業(yè)公司,2003年,第418頁。
來源:中國華僑華人研究所